年5月5日下午1:40，在外国语学院207教室，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高万隆教授为在场师生做了一场题为“西方文学与‘人’”的精彩报告。高院长在本次报告中指出，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个性又受到来自家庭义务和国家利益的压抑，高乃依的《熙德》是就是最好的例子。到了18世纪伟大的启蒙运动开始，提倡理性，使人性受到相对的压迫。在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人开始抒发情感，寄情于大自然，人开始慢慢厌倦城市的生活，倡导回归自然。欧美现实主义时期，人道与博爱成为主题。当时，金钱开始主宰人们的思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讽刺金钱统治的作用和物欲横流的社会，人性并由湮没。在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时期，关注点由外向内，伍尔夫的《达洛维太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意识流作品开始出现，以及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文学作品开始探索内心。到了最后的西方后现代时期，人类开始异化，出现了许多荒诞派戏剧，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高教授介绍了《秃头歌女》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并举例提出当代生活中每个人用着智能手机聊天便是一种“隔膜”。